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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之洞故居今安在-中新网

发布日期:2020-05-20 02:41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2020年初春,因为新冠肺炎疫情,武汉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,纷纷拿出实际行动为武汉加油。有文史爱好者发现,“武汉加油”四个字背后有一种历史的巧合。根据民间的说法,“加油”二字的来历,与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张瑛的贵州官员有关。张瑛退职还乡后,每晚背着油篓子走在贵州安龙的街巷,看到哪家有书生点灯读书,就从油篓子里舀上两勺菜油,加在油灯里,鼓励书生用功读书。张瑛就是张之洞的父亲,而张之洞后来被誉为“武汉城市之父”。

  “加油”这段掌故的真伪有待考证,但是张之洞对武汉的贡献却是名载史册。1889年,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。任湖广总督的十多年里,他在武汉三镇大兴实业、修建铁路、建造工厂、发展教育事业。他所做出的政绩,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武汉。比如,他当年创办的自强学堂,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。

  1907年夏,张之洞奉旨进京。这一年,他已经71岁了。张之洞回北京后,府邸安置在地安门外的白米斜街。

  一百多年过去了,当年的那座深宅大院,历经沧桑,多次更换主人。如今,它又是什么模样?

  当年故居为中西合璧

  白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,西南至地安门西大街。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,对面是北海公园北门。从白米斜街东口走入,来到11号门前,广亮大门前的上马石、八字门墙以及大门对面矗立着的高大影壁,昭示着昔日院落主人的身份和地位。这便是当年张之洞从武汉回北京后的府邸,它东头的7号院当时则是张之洞的私家花园。如今,这两大院落间有门相通,有路相连,而且还设有旁门直通什刹海岸边。

  当年旧宅规模如何?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?在《北京私家园林志》(2009年出版)一书中,描述了张之洞旧宅的整体格局:“宅园格局宽敞,横跨四路院落,中路是住宅主院所在,设有四进院子,各有正房和东西厢房;东路院辟有花园,大门位于东南角,院中堆有一座假山,山上建有凉亭,山下曾经挖有一片很小的水池,旁边种植着繁盛的松柏花草……”读罢这些文字,不难感受到张之洞旧宅的“深”和“大”。不过,故居总体结构虽承袭了老北京四合院风格,但细究其建筑,却发现它与传统的四合院略有不同。特别是在院落北边所建的观景楼(也称之为“绣楼”),透露出不一样的风情。

  有文字记载,1907年,张之洞从湖北奉旨入京,位于白米斜街的私邸并非新置,且略显陈旧。于是湖北善后总局专门拨款两万两白银,对该宅院进行了彻底修缮,并新建了砖木结构的二层观景楼。观景楼是前廊后厦的结构,在楼上可远眺地安门内的皇城,也可观赏眼前的荷花绿柳以及钟楼鼓楼。从修缮旧宅的思路和结果,依稀能感受到“洋务运动”的余温:中西合璧,花园洋楼。

  彼时的张之洞,颇有声望,他在这座深宅大院里,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。1909年,张之洞病重,摄政王载沣还坐官轿至白米斜街来探望张之洞。只不过,此时的清廷,已经是风雨飘摇。张之洞去世后不久,清朝也走到了尽头。这座宅院,也跟随时代的跌宕起伏,变换了诸多主人。

  在百年变迁中,这座旧宅,如今已是面目全非。中路、东路以及西路的诸多建筑和格局早已不存,当年旧宅里花园、假山、凉亭都已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因地制宜建起的民居。

  观景楼保存还算完整,只是已变成普通居民在此合居,住户们安装了铝合金门窗,为扩大室内居住面积,居民还将观景楼的“外廊后厦”合并到“房间”之内。笔者曾经在走访中发现,二楼玻璃窗上还贴着大红喜字。虽说洞房花烛,龙凤吉祥,但已被“毁容”后的观景楼,却是风姿黯然,老态龙钟。由于该院落并未被列入任何文物保护单位之列,所以也不具有任何“身份”的标识,旧居的保护状况堪忧。

  冯友兰一家曾住在张氏旧宅

  上世纪30年代初,日本加快侵略中国。清华大学教授、哲学家冯友兰夫妇想在城里买处房子,以备不时之需。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告诉冯友兰,张之洞家后人急于出售祖上部分房产(旧宅的中路院落)。于是徐旭生便从中搭桥,介绍两家洽谈,双方很顺利地成交。

  由于冯友兰与徐旭升有同乡之谊,所以在房子修缮一新之后,冯友兰就请徐旭升、常维均两家先搬过去住,冯家依旧住在清华园。很多年以后,徐旭升的儿子徐恒回忆说:“我们成了张之洞后人卖房以后白米斜街3号(当时的门牌号)的第一批住户。”(徐恒的《日寇统治时期的白米斜街3号》,发表于《百年潮》2004年第1期)

  1937年,日本人全面侵略中国,冯友兰携全家从清华园搬至白米斜街。同时来住的还有冯友兰的堂妹冯兰和妹夫张岱年(著名哲学家),再加上老友徐旭生、常维钧等,小院人气十足。冯友兰女儿、著名作家宗璞就是在这个小院里长大。

  徐恒在《日寇统治时期的白米斜街3号》一文中提到,随着清华的南迁,大概一年多之后,冯家全家离开北平,临行前把白米斜街3号的房子托付给徐恒的母亲。此后不久,小院有了新的邻居,他们就是李戏渔以及李霁野等人。李戏渔住在垂花门外南屋,当时他在辅仁大学任教,曾多年随冯友兰一起工作。翻译家李霁野夫妇,他们住在正院内。李霁野是应辅仁大学英语系之聘从天津搬来的,他那时刚结婚不久,夫人已经怀孕。后来,伴随着李家两个男孩的接连降生,院子里又有了新气象。

  李霁野当年曾受鲁迅先生资助入燕京大学学习,也是鲁迅的得力助手和学生。正因如此,有两位特殊的客人,每月都会按时到李霁野家领取生活费,那就鲁迅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。原来自鲁迅前往上海后,周老夫人与朱安一起在北京生活。老人每月的生活费,都是鲁迅从上海邮寄。鲁迅逝世之后,许广平仍旧坚持为其母汇款。许广平从上海寄到李霁野处,她们再从李先生处取回去。

  抗战胜利后,很多从北平南下的学者教授返回北平。1946年夏,冯友兰一家也从昆明回到了白米斜街的家。此后不久,他们的前院多了一家住户,那就是闻一多夫人高孝真。

  根据宗璞的回忆,闻一多被暗杀后,冯友兰就邀请闻太太和孩子们搬到白米斜街来住,在冯友兰夫人的热心帮助下,闻家孤儿寡母与冯友兰家住前后院,成为邻居。需要特别提出的是,闻家老小搬过来住完全是冯家的情谊,并不收一分钱房租。

  当时,闻一多的侄辈黎智(闻立志,抗战期间在重庆南方局做青年工作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任武汉市委书记等职)来到北平,其夫人魏克根据中共的指示,从事上层人士家眷的统战工作。黎智把“据点”定在白米斜街3号,这里也成为进步青年去晋察冀解放区的中转站。

  专家呼吁加强旧居保护

  新中国成立后,冯友兰以极低的价格将他在白米斜街的院落出售。后来,国家将这部分院落分配给石油部做机关宿舍。笔者多年前探访小院时,从小就跟父母住在这里的居民杨建伟回忆说:“院内设置了锅炉房,房间里有暖气,大门口设有收发室。1976年地震之后,院子搬进来的住户逐渐多了,大门自敞开之后,门下的大门槛也不知了去向。”

  张之洞旧宅其他院落的命运也颇为坎坷。这与张氏后人有莫大关系。张之洞的一个儿子张仁乐,字燕卿,上世纪30年代曾任“伪满”实业部总长等职务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张燕卿因投敌“伪满”被国民政府判刑,张之洞故居的左院、右院及前院成为国民党要员的私宅。

  1949年之后,该处房产被作为“敌伪财产”予以查封。上世纪50年代,我国著名围棋手过惕生在北京拜见国家副主席李济深,提出筹建新中国围棋组织的建议。李济深对此深表赞同,旋即向周恩来总理呈交了报告并得到批复。当时,过惕生负责具体落实棋社选址筹备工作。经过多地走访,最终看中了位于前海南沿3号院的二层小楼(非张之洞故居的观景楼,当时为张之洞家的祠堂)。在接洽后得知,这个院子是被查封的“敌伪财产”,有关部门表示不能启封。后来,经大家的努力,最终得到特别批准。从此,张之洞的祠堂成为“北京棋艺研究社”诞生地。当时“北京棋艺研究社”俗称什刹海棋社,棋社中的“老会计”就是张之洞的儿媳龚安惠(张仁乐的夫人)。我国著名围棋大师聂卫平,童年时学棋就是在这里起步的。什刹海棋社后来搬出“祠堂”,如今这里也是大杂院。

  故居的其他建筑变化也很大。上世纪60年代曾在白米斜街居住的居民陆元回忆,7号院(当年的张家花园)曾是石油部幼儿园,后来就逐渐成了大杂院。小时候他在院中见到有假山、凉亭、石桌、石凳等,地面是石子镶嵌成图案的甬路,路旁是繁花茂草、古柏高松。上世纪70年代,假山被推平,凉亭被推倒,花木被铲除,建起了民居平房。

 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,故居西路临时建有地震棚,地震之后,人们将地震棚改建成红砖房,后来各家各户又安装了小院门,形成了今日“院中院”的格局。

  笔者在探访故居时,由于故居内建筑布局杂乱,走在“迷宫”般的小路中,多次迷失方向。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在生前曾提到,张之洞故居是乾隆年间便已存在的老宅,对于研究老北京四合院建筑,有很高的文物价值。如今的张之洞故居,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内,受保护区内整体性的保护,但并没有得到有针对性的重视与保护。有专家呼吁尽快建起张之洞纪念馆,并借此将这座老四合院一并保护起来,能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。

  ?吴雅山
【编辑:田博群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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